今年以来，我国资本市场经历了波动起伏，要如何更好地建设资本市场？是否还需要推出平准基金？下阶段资本市场建设的重点和难点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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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专访，就上述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建议试点逐步恢复T+0股票交易制度，出台配套的风险监管措施，防止市场大幅波动。与此同时，也要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提高“可投性”，这是稳定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的重要一环。
田轩建议，要加大对于内幕交易、欺诈发行、财务造假、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的惩处力度；要加大激励机制，引入股票期权等金融工具，更好地发挥对上市公司董监高的激励作用；要加强对增量上市公司在入口端的核查，加大对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改革，保障上市公司池子的基本平衡。
谈及金融教育，田轩建议要将金融伦理教育纳入高校金融专业必修课，加快中国特色金融伦理通识教材的编制，在择业、就业端加强对于金融伦理水平的人才考核力度，构建从校园到社会“全链条”重视金融伦理的文化氛围，建立金融伦理水平终身学习平台及跟踪评估机制，对金融从业人员金融伦理认知水平进行实时评估并实时纳入职业注册考评。
以下为采访实录(在不改变原意的基础上略经编辑)：
澎湃新闻：前不久，证监会密集召开一系列座谈会，就加强资本市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我们了解到田老师您也参加了第一场专家学者座谈会，能否与我们分享下您的感受与观察？此外，对于资本市场监管您最关心哪些问题？给证监会提出了哪些意见和建议？
田轩：证监会召开系列座谈会的时间是2月18日和19日，我参加的是2月18日那场，当天是大年初八也是周日，资本市场还没有开市。我是大年初五或初六晚上接到证监会办公厅电话邀请的，这说明证监会过年期间没有休息，晚上也没有休息，一直在办公。
座谈会邀请了八九位专家，新任证监会主席吴清出席，他告诉我们，证监会班子成员有6人，每位成员要开两场，一共要开12场座谈会。从后续的通报可以看到，此次座谈会覆盖范围非常广，包括了专家学者、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中小投资者、外资投资者等。
证监会开年就召开系列座谈会，围绕市场关心、关切问题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展现了新一届证监会党委愿意充分倾听、尊重市场各方意见、回应市场关切的诚挚态度，释放了关键时期共建市场、持续发力稳市场稳信心的政策暖意。
在座谈会现场，当面和吴清主席交流，我们充分感受到了证监会新任主席问计于市场、问计于专家、科学决策的态度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座谈会上，与会专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互动热烈。我提出了加强上市公司质量、加大对证券违法违规行为惩处力度等建议。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提高“可投性”是稳定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的重要一环，这也是资本市场发展的“治本之策”。我认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需要加强上市公司治理，完善监管机制。在座谈会上我特别提到了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由于选拔机制受大股东、实控人影响，客观上讲，很多独立董事既不“独立”，也不“懂事”，出现了很多人情董事、花瓶董事现象。
对标成熟的资本市场，美国一个上市公司董事会平均有11个人，约9人是外部独立董事，能对上市公司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所以我建议要从根本上改变独立董事选拔机制，让独立董事能履职。与此同时也要加大激励机制，要引入股票期权等金融工具，能更好地发挥对于上市公司董监高的激励作用。
从外部角度讲，要保证一个活跃的控制权市场，大家经常听到“门口的野蛮人”这个说法，其实“野蛮人”并不是真的坏人，我们要给“野蛮人”正名，这是很好的上市公司外部治理机制，正是因为有这些觊觎上市公司控制权的“野蛮人”，才能倒逼上市公司高管兢兢业业为中小投资者服务，提高上市公司竞争力，提高企业投资回报。
做好上市公司治理，也要注意加强对增量入口端的核查，要深刻理解注册制不是将公司上市的门槛放低而是抬高了，要加大违法违规惩处力度，震慑那些企图通过粉饰业绩的企业“带病闯关”。此外，也要加大对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改革，保障上市公司池子的基本平衡。
对于内幕交易、欺诈发行、财务造假、操纵市场等行为，只有加大违法违规惩处力度，才能起到震慑作用，净化资本市场。新《证券法》已经提高了对财务造假的惩处力度，但是我认为处罚力度还是不够的，建议按照基数来进行处罚。同时也要完善集体诉讼制度、特别代理人诉讼制度，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此外还要将《刑法》与《证券法》打通，加大对于操纵市场等证券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
澎湃新闻：在您提交的两会建议中，您建议试点逐步恢复“T+0”股票交易制度。目前实施的“T+1”交易制度存在哪些问题？“T+0”与其相较，有哪些利弊？您对此如何权衡？
田轩：今年两会我带来了一个代表建议，是关于实行“T+0”交易制度保障投融资两端动态平衡的，建议能够试点逐步恢复T+0股票交易制度。
其实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资本市场刚刚建立的时候曾短暂实行过T+0交易制度，但是由于当时资本市场发展还不成熟，监管理念尚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加上可以投资的标的确实比较少，因此T+0交易制度导致了市场剧烈波动，从1995年起，中国资本市场都改为了T+1交易制度。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国资本市场取得了长足发展，当前我们的监管制度、监管理念、可投标的、金融工具都有了很大完善，我觉得已经到了可以探讨恢复T+0制度的时候了。
简单解释下T+0与T+1，二者都是证券交易与结算制度的一种简称。T+0是指投资者当天卖出的股票资金在当天就可以重新买入股票、当天买入的股票在当天就可以卖出的一种证券交易机制，也就是当天可以进行反向操作。T+1则不允许当天进行反向操作，需要等到第二天。
从交易制度看，我国现行的T+1交易制度已无法满足全面注册制背景下健康投资生态构建的需要。它客观上降低了股票的流动性，限制了投资者的投资意愿表达，由于没办法充分博弈，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也有所失灵，致使股价的波动性会发生外溢。而实施更灵活、公平的交易制度，将是短期内提升投资者获得感、实现市场投融资两端动态平衡的重要抓手。
当前，全球44个主要股票市场中，只有上海和深圳交易所采取T+1制度，其余42个均采用T+0制度。目前的股票市场T+1交易制度下，一旦当日股票市场出现较大波动，大的机构投资者可以利用股指期货、ETF套利、融资融券反向操作来弥补损失甚至可以盈利，而中小投资者一旦操作失误，当日亏损无法挽回。这不仅有悖于市场公平性原则，也将对金融市场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我建议，试点逐步恢复T+0股票交易制度。在主板市场蓝筹股试点并逐步扩大T+0交易制度范围；先行在个人投资者中试点T+0，成熟后再向机构投资者过渡；先行试点单日单次T+0，成熟后向单日多次T+0过渡，直至完全覆盖。可以以上交所单次T+0交易制度研究为出发点，循序渐进，将T+0交易制度从主板市场逐步有序地推广到其他各个板块，最终实现在A股板块的全覆盖，并逐渐统一各板块涨跌幅标准。
此外，还要出台配套的风险监管措施，防止市场大幅波动。采取保证金制度、对投资者账户进行定期评估、限制不良交易账户等风险监管措施预防T+0制度可能带来的风险，维护市场稳定。同时，采取更精准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在投资者准入门槛设置时，从资产规模及投资经验等角度对投资者进行区分，采取账户金额分开管理、实行特别报价制度、限定T+0交易频次或交易规模等措施防止投资风险。
当然，T+0交易制度改革其实是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的治标之策，而治本之策则是刚刚提到的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改善上市公司治理，增加上市公司可投性，这才能最终实现“慢牛”“长牛”“健康牛”“牛长熊短”。
澎湃新闻：今年初资本市场经历了波动起伏，很多市场参与者再次呼吁推出平准基金。想请教您，当前的市场环境是否应该尽快推出平准基金？对于健全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促进投融资动态平衡您还有什么建议？
田轩：关于推出平准基金的讨论其实是从今年年初就开始的，直到1月底、2月初达到了高峰，此前我也写过文章。当时的背景是2024年开年以来，资本市场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挫，跌幅还是蛮大的，这与2015年等前几次“股灾”价格异常波动还不一样。此前2015年是先经历了股指快速上涨，到6000多点后，很多投资者已经获利了，然后股价下跌，实际上是投资者获利的回吐。因为前期涨幅比较大，投资者也有比较厚的“安全垫”，因此危害没有这次这么大。
而近两年我国资本市场长期在3000点徘徊，下行震荡已经有半年左右，今年以来连续跌穿3000点、2900点、2800点、2700点，也出现了千股跌停的现象，这与此前情况还是不一样的。
当时我写文章呼吁，或许到了平准基金应当出台的时候了，需要强调的是，平准基金不是一个常规操作，必须在资本市场出现极端罕见的股指暴跌时候才需要，在市场已经非常悲观、大量资金抽逃、市场失去自我修复的前提下，才需要国家成立平准基金进行“救市”。
客观上讲，随着国家队入场托市，兔年最后三个交易日实现了“三连阳”，证监会新任领导也向市场释放了积极信号，龙年开市第二周就已经回到了3000点以上，所以我觉得现在市场已经恢复了它的自我修复能力。尽管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但推出平准基金最紧迫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目前来看，市场罕见地快速下跌、弥漫着悲观情绪、大量资金抽逃、市场失去自我修复能力等前提已经不再具备，所以我觉得现在不用再推出平准基金，而是需要让市场自发地修复运行。
澎湃新闻：作为教育工作者，您也带来了关于加强金融伦理教育的建议。能否讲讲金融伦理教育、金融道德教育主要讲授哪些内容？您是关注到了目前存在哪些金融失范行为或金融伦理风险么？对于如何开展金融伦理教育您有什么具体建议？
田轩：今年两会我带来的另一个建议是关于加强金融伦理教育，确保“金融向善为实体”的。主要是对标金融强国目标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使命看，我国金融学科教育体系中关于金融伦理教育内容尚未引起教育主体足够重视，且金融伦理教育水平与金融择业、就业对接度不足。
去年底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今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上，总书记强调，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具备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即：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
也就是说，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是金融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来自高校，非常关注如何培育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客观上讲，我国高等教育在金融知识层面，无论是教材、教学理念、教学方法等，都已经和国际接轨了。然而我们也存在重知识、轻伦理、轻文化，重理论、轻实践，重技能、轻规则等一系列与当前中国高质量发展不匹配的短板。
金融是离钱很近的行业，金融反腐已经展示了很多触目惊心的案例，金融领域的腐败呈现交叉性、隐蔽性，而且传染性很强。有的时候，某一个金融从业人员跨过道德和法律的红线，就会把一个部门、一个机构搞垮，甚至还会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所以，对于金融从业人员的伦理教育就显得十分必要。
当前我们在金融伦理教育方面还没有足够的重视，上世纪80年代美国华尔街发生一系列丑闻后，美国就开始非常重视金融伦理教育，美国90%以上的商学院、管理学院、金融学院都开设金融伦理课程，而我国高校对于金融伦理教育重要性的认识目前还是不足的。
与此同时，我国的金融伦理还没有形成学科体系，学科建设上存在教学和评价两个短板，一方面没有通识的教材，从评价上也没有金融伦理课程的评价体系。此外，金融伦理教育与社会还有脱节。
为此，我建议，加强顶层设计，加强金融伦理文教工作合力。由教育部、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相关部门联合编制指引性文件，如《中国金融伦理建设行动方案》，统一指导和协调推动金融伦理文教体系建设。由监管部门、自律组织、市场机构以及高校智库等代表组成金融伦理专门教育委员会，制定金融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具体行动方案。
将金融伦理教育纳入高校金融专业必修课，提高伦理教学考评要求。结合国家基本金融工作方针，加强大学生的金融德育教育，推动金融德育示范教育基地挂牌建设，从价值观源头强化金融风险警示教育。教师考评方面，提高金融伦理教育在教师教学考核中的评分权重，完善相应激励机制。
加快中国特色金融伦理通识教材的编制，厚植金融伦理教育理论根基。由国内一流高校牵头，围绕宏观文化层、中观组织层、微观个人层，结合中国金融宏观调控、金融创新、金融改革与发展、金融监管与风险防范等关系中国金融高质量的重点领域，加快研究并形成一批基于中国金融改革创新发展实践的中国特色金融伦理通识教材。
在择业、就业端加强对于金融伦理水平的人才考核力度，构建从校园到社会“全链条”重视金融伦理的文化氛围。在金融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考核、人才认证等方面，明确嵌入金融伦理考核要求。引导鼓励规模较大、运作较复杂的金融机构设置金融伦理相关岗位，在各级党委的统一指导下，引导和督促金融机构开展负责任的金融创新活动。联合互联网知识服务机构，建立金融伦理水平终身学习平台及跟踪评估机制，并定期进行相关知识考核，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手段对从业人员金融伦理认知水平进行实时评估并实时纳入职业注册考评。
澎湃新闻：您的另一份建议是关于加强政策合力进一步优化外资营商环境的。去年我国对外出口和吸引外资都承受了较大压力，有分析指出今年外贸外资压力恐将延续。您怎么看当前影响外商在华投资诸多因素间的主次关系？我国营商环境改善还有哪些空间？重点和难点是什么？
田轩：长期以来，外商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要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客观上讲，近年来我国吸引外资确实遇到了比较困难的情况，数据上有所下滑。对此我认为应当加强政策合力，优化营商环境。当前我观察到，我国吸引外资方面还存在制度与政策协同性不足、法律法规不完善、市场化程度不足等堵点。
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政府多部门政策统一协调。如果政府执行主体的明晰度不足，各个职能部门就可能出现信息数据和平台的割裂，有时候数据的标准和口径也会不一致，行政审批流程也不一样，导致部分政策可能出现“打架”。一些很好的顶层设计在落地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分解谬误”。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提出各种便利，但等企业项目落地后又提出不同的监管要求，出现了监管的不可预见、不透明等情况。此外，一些地方的法制化建设还不够，在投资便利化、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还没有建立完善、协调、规范的体系，对吸引外商投资产生了不利影响。
为此我建议，要健全市场机制，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效应。在政策上保证一致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减少行政干预，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完善市场主体问题反馈机制，出台针对性政策，切实回应企业关切、疏解堵点，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在落实中央政策时，发挥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协同效应，提升政策执行效率和质量。进一步健全市场监管机制，提高监管效能，加强司法协同，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严厉打击恶意竞争、虚假营销、产权侵占等违法违规行为。
要在具有重点示范效应的领域树立“标杆”，明确支持外资与民企的态度。针对一些过去两年由于不合规经营而受到监管处罚的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其已经完成合规整改、达到合规要求的前提下，以针对性的政策如支持鼓励其通过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旗帜鲜明地表明对其合规业务展业的支持态度，形成宣传示范效应。
要加强涉外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营商环境。由有关部门牵头制定纲领性文件，在稳定市场经营主体预期的同时，为协调同步提升涉外法律服务水平提供目标统一的方向性指引。建立健全国际法律服务和纠纷解决机制，突破跨境商事纠纷解决的空间“壁垒”，发挥国际商事仲裁跨境管辖、跨境执行的特殊功能。积极指导推动有条件的商会、行业协会、商事仲裁机构等设立国际商事调解组织，构建多元化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工作机制。减少行政监管部门以非法治方式对市场主体行为的干预，对于已发生并造成企业严重经济损失的错案，要允许相关企业提交行政诉讼或法律诉讼加以纠正，并对相关案例开展警示宣传教育。
要畅通国内外循环，以更高水平开放吸引外商投资。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全国“一盘棋”的稳外资工作机制，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开展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先行先试。充分利用“进博会”“服贸会”等国家级重要经贸平台，加强开放政策和投资环境的宣传推介，进一步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对标国际先进。强化制度约束提升政务服务整体水平，为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建立绿色通道，建立健全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外汇管理便利化制度，加大外商投资引导力度。在力争打通区域政策阻隔，实现各地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的全面有机衔接、良性互动，逐步形成国际与国内、区域与区域之间规则一致、高效协同的营商环境创新氛围。
澎湃新闻：对于今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领域的着力点，您还有什么想法和建议？
田轩：2024年是“十四五”规划中非常重要的一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对2024年国民经济增长制定了一系列目标，从国家宏观政策上看，也要做好相应的配合。从我的学术研究体会出发，我认为当前中央在财政政策上还有发力空间。
尽管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水平比较高，但中央政府的负债水平还是相对较低的。财政政策发力，做一些基础设施投资、科技创新投资。
从货币政策角度看，近年来我国一直采取比较克制的货币政策，没有像美国等经济体那样大起大落，还是留有余地的。2024年我国应该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精准滴灌，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加大扶持力度。
此外，货币政策也要同财政政策协同发力，以此来保证2024年国民经济各项目标能得以顺利实现。
(责任编辑：朱赫)
